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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史書寫之“道”與“術”
——評姚中秋著《國史綱目》
作者：顧家寧
來源：《開放時代》（2015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仲春十一日乙巳
耶穌2015年3月30日
【內容撮要】在《國史綱目》一書中，作者承繼朱子、錢穆等前賢之志，借鑒現代社會科學精力，嘗試樹立一種兼具價值基礎與理論深度的國史敘事。“精力—次序”、“觀念—軌制”的二元互動視角，使之具有文明價值的自覺擔當，構成對史學研討碎片化傾向的反撥；而以現代社會科學視角進進對經史典籍的懂得，則使之能夠以管理典范的轉變為中間而梳理出對中國歷史演進軌跡的獨創性解釋。上述兩者，分別在“道”、“術”二維中體現出國史書寫的新典范意義。若何在貼近華夏文明之道的條件下充足接收現代研討結果，完美歷史書寫技藝，同時借鑒經史互證、載共享會議室道求真的古典學術傳統，實現史、論之間的公道均衡，是為新國史書寫在知識與價值層面立定本身的關鍵地點。
【關鍵詞】《國史綱目》 管理次序 文明價值 歷史書寫 經史傳統
Abstract： In his book， An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Yao models on the works of Zhu Xi and Qian Mu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bsorbing the methodology of modern social science in an attempt to construct a Chinese historical narrative with a solid value foundation and deep theoretical insight. The dualist visions of“spirit vs. order” and “idea vs. institution” endow the book with self-imposed obligation of civiliza小樹屋tion and value and make it an antithesis to fragmentation in historical study. Moreover， by putting classic tex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social science and by taking the paradigm shift of governance as the centerpiece， the book provides a uniqu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volving trajectory of Chinese舞蹈教室 history. As such， the book represents a new paradigm of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aspects of “ruling ideology” and“rulership.” In order to get established in terms of both 共享會議室knowledge and value， new historical writings should fully absorb the fruits of modern studies while remaining true to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erfect writing skills， take lessons from the tradition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characterized瑜伽場地 by mutual corroboration between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and a combination of truthfulness and pragmatism， and try to strike a reasonable balance between facts and ideas.
Keywords：An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governing order， civilization and value， historical writing，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classic philosophy and history
歷史學家的職責，決不是妄自尊大地讓本身隱身，也決不是懷著毫無顏色、毫無豪情的中庸之道態度簡單地轉錄信息。……通過想象的應和，他讓過往變得古人能夠懂得。他將交流過往的特定情境翻譯成我們明天可以懂得的情況。在這個意義上說，必定總是要從明天的觀點來撰寫歷史。也恰是在這個意義上，每一代人都不得不從頭書寫歷史。①
——［英］赫伯特·巴特菲爾德
姚中秋傳授所著《國史綱目》，書名兼取朱子《資治通鑒綱目》與錢穆《國史年夜綱》。從此書名中，已能體會作者寫作本書的意圖與抱負。有感于現代史學史料化、碎片化的研討、寫作傾向，作者希冀恢復傳統史學之載道效能，尋找一種能夠因應當今中國之歷史轉型，具有價值基礎與文明擔當的歷史敘事。這樣的盡力在其兩年前完成的兩卷本《華夏管理次序史》（海口：海南出書社2012年版）中已經初具規模，而《國史綱目》則是在此基礎上一種加倍完全的國史敘事書寫嘗試。
一、書情概述：華夏之“道”的再發現
正如作者自己所表白的，本書旨在探討、體認堯舜至于本日一以貫之的華夏—中國管理之道。通過敘述堯舜以降中國文明發生、成長、成熟、波折、更生之歷程，從而提醒其內在性命力，為本日中國精力之凝集甚至創制立法尋求“道”之依托。②龔自珍云：“欲滅其國，必先往其史”，國族精力與配合體意識的奠立，必定需求一套能夠凝集國族價值世界的歷史記憶來加以凝定。是書寫作的最基礎目標，即在于回應轉型中國“自我懂得”之尋求，通過確認我們本身在歷史時空中的演進地位，進而在歷史的脈搏中立定未來之標的目的。由此著眼，方可窺見《國史綱目》之堂奧。
以華夏治道之肇造、發展、轉型為線索，全書共分肇造、封建制、年夜轉型、漢晉體制、宋明體制、現代六卷。這里，作者基礎沿用了前作《華夏管理次序史》中提煉的中國歷史上先后出現的五種典範管理范式作為基礎理論框架，即封建制、王權制、絕對皇權制（秦制）、士年夜夫與皇權共治體制，進而將其融進加倍具體、完全的歷史敘事之中。
第一卷和第二卷，作者依托《尚書》、《詩經》、《左傳》、《史記》等經史典籍，提煉出以禮樂協和、天道崇奉、全國為公、多中間管理為中間的華夏治道內核，以及以君臣人身性契約關系為紐帶，以具有習慣法性質、具有廣泛約束力的禮制為規則的經典封建制圖景。得益于中西比較視野下豐富的現代社會科學知識佈景，作者對封建、宗法、禮制做出了獨辟蹊徑的理論解析。如將通過“策名委質”之禮法情勢而確立的人身性契約關系視為封建管理的基礎結構性單元，將宗法制的精力實質懂得為以契約性君臣關系取代天然血緣關系，將禮治之實質性質解讀為第三方強制執行機制保證下的習慣法次序等，均體現出社會科學方式觀照下的理論睿見。
第三卷，進進年齡戰國之年夜轉型時代。禮崩樂壞，封建小配合體逐漸解體，若何從頭組織從封建配合體中游離出來的個體，成為轉型時代重建次序的最基礎問題。作者指出，作為封建制基礎管理單元的強勢年夜夫所擁有的權力，與從封建次序中釋放出來的士庶人之智力、體力的一拍即合，構成了推動年夜轉型大水的最基礎動力。新興王權所統攝的“四平易近同等”取代了封建壁壘籠罩下的等級不受拘束，而轉型時代的焦點問題，正在于從封建單元中破繭而出的離散個體的從頭組織。因應此時代問題而出現的第一種解決計劃，就是戰國時代登上歷史舞臺的王權制國家及其極致狀態——秦制。通過對國王主權、刑治、常備軍、權要制等軌制關鍵詞及其背家教后法、兵合一之思惟內核的分析，作者嫻熟勾畫出秦制的內在邏輯：以物質主義為底色，以賞罰二柄為治術，以弱平易近摶國為手腕，以擴張兼并為目標。與此相應的，是從封建舊墟中破殼而出的世俗化、物質主義、離散個體等種種現代性特質。
年齡戰國年夜轉型時代另一值得重彩書寫的歷史特征，在于士階層的興起。孔子刪述六經，創立教導，其意圖在于養成“修德取位”之布衣士正人，以為未來組織社會、重建次序之張本。士階層之覺醒不僅體現于思惟，亦見諸行動。通過對《論語》、《史記·孔子世家》等相關文獻記載的對比解讀，作者一反傳統舊說，將“陽虎召孔子”懂得為新興士階層政治主體意識覺醒的標志性事務。而孔子眼中的陽虎，也不再是一個簡單的“亂臣賊子”，而是與之同病相憐的士人政治家代表，立論年夜膽而自成一說，令人線人一新。
在第四卷中，作者著力探討封建次序解體之后確立的第一種穩固次序結構，即皇權與士年夜夫共治體制。戰國王權制的邏輯在秦國被推演到極致，而其內在病理也隨著秦統一帶來的規模擴張而被急劇縮小，直至難以為繼。高度集中而非感性的絕對皇權，純粹基于短長計算而擯棄品德幻想的軌制精力，消滅社會后當局獨治所面臨的管理本錢壓力，僅在始天子橫掃六合的十余年后便壓垮了看似堅不成摧的秦王朝。在漢初六七十年黃老之治休養生息的基礎上，以武帝一朝之更化為標志，儒家與皇權配合構筑了適應年夜一統時代的皇權與儒家士年夜夫共治體制。作者將這一由儒家主導、為皇權接收的政治過程稱為王朝“第二次立憲”，具體內容包含儒生進進當局、皇室當局分立、禮俗刑律共治、基層社會自治等。由此不僅奠基兩漢四百年之基業，亦確立其后兩千年中國之基礎管理結構。
所謂“共治體制”，是作者借以懂得、定義漢以后垂兩千年之政體的焦點概念。共治體制之精義，在于通過管理主體、管理精力與管理軌制之改革，為年夜一統皇權政治注進積極的感性原因，其樞要則在一個能夠規制皇權并溝通瑜伽場地國家與社會的儒家士人群體之養成。漢晉以降至于隋唐，上述小樹屋政治文明效能重要由門第士族所承載，從而構成以經學為靈魂、察舉為紐帶、士族為骨干的漢晉體制。
第五卷由兩宋而步進晚世。作者將唐宋之變視為年齡戰國以來中國社會的又一嚴重轉折。由于科舉制的完美，兩稅法等新軌制的沖擊以及唐末戰亂之蕩滌，以門第士族為中間的漢晉體制崩潰，社會結構更趨布衣化。由此，晚世中國再次面臨與年齡戰國年夜轉型時代相類似的問題：舊士族淡出歷史舞臺，一方面令皇權掉往均衡機制而有獨年夜趨勢；另一方面，基層社會亦因掉往領導中間而趨于平鋪離散。由此，晚世宋明體制之焦點命意，即在一種加倍扁平化的社會結構中規制加倍凸顯的皇權，并對世家富家滅亡后再度墮入離散化的基層社會進行再組織。漢晉士族滅亡后，上述社會政治效能重要由科舉出生之布衣士年夜夫填補。接續錢穆、余英時等前輩共享空間學人的運思緒向，作者著力表揚宋明儒在創制立法、重建次序方面的政治社會效能。通過對宰相—臺諫兩權制衡、經筵講習、書院、祠堂等宋明新制的發掘闡發，力圖糾正傳統歷史敘事中宋明儒者精研心性而疏于經世的單方面印象，提醒出晚世中國文明再度興盛的思惟—軌制本源。
歷史的車輪駛進近代，《國史綱目》也終于走到末章。在第六卷中，作者著力彰顯為以往反動史觀所輕忽的以士年夜夫—紳士為主體的現代轉型路徑，借此均衡近現代史敘事中一浪高過一浪的激進主義迷思，樹立一種中體西用而古今一脈、根植于華夏文明傳統的現代轉型敘事。其對現代中國激進化與守舊化遞相往復之思惟脈絡的勾畫，同樣穿透歷史而直指當代。
二、社會科學之“術”與國史再書寫
綜觀全書，《國史綱目》之學術與思惟創見重要體現于以下諸方面。
起首，作者從“精力—次序”、“觀念—軌制”的二元互動視角懂得中國歷史演進之道。所謂“道成次序”，不僅是一種敘事方法，更作為基礎思惟方式貫穿全書。分歧于以往以東方歷史演變之道裁量中國歷史的主暢通史體寫法，家教以及時下賤行的種種基于東方理論、概念而對中國歷史的所謂“從頭發現”，作者嘗試從古典經籍之本身脈絡出發，尋繹中國文明歷史演進之內在邏輯，提煉出一套儒家義理統攝下的國史框架。無論是歷史階段的劃分，還是焦點概念之提煉，都清楚體現出一種依托瑜伽場地中國文明之本身脈絡來書寫國史的理論自覺。在封建制下的古典不受拘束與教學年齡以降不斷擴展的同等趨勢的彼此激蕩中，勾畫出一條今古貫通、螺旋式上升的中國歷史演進圖景。
其次，借助豐富的社會科學知識佈景，作者在歷史敘事中展現出極強的理論歸納綜合功力。全書立論依據之史料皆為傳世典籍，并不以文獻聚會場地之新穎稀見取勝，其所擅者乃在于透過為人所熟識的典章軌制之表象，提煉出其背后新穎深入的社會政管理論內涵，故而能見人之所未見，抉發華夏次序建構之精義。如對舞蹈場地以會議室出租封建制為藍本的“多中間管理形式”之提煉，對秦制內在邏輯及其病理之分析，對黃老治道“以寬和行舊制”實質的研判等等，皆獨具只眼，一針見血。又如將車戰之戰爭形態與封建制下以年夜夫之家為基礎單元的管理結構（包含經濟形態、組織方法）甚至封建制的整體格式相勾連，尤其體現出社會學軌制剖析視野下見微知著的理論透視力。
個人空間再者，是書或可為通史書寫樹立起一種新教學場地典范意義。“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本是傳統史家所尋求的至高境界，但是在現代學科體系的細親密割之下，通史寫作早已被史家視為畏途。學術論文體裁規約之下的歷史研討與學術寫作，一方面當然趨于精致細密，然其負面後果則是使歷史學日益淪為一種喪掉鮮活感與價值擔當的支離事業，既不復傳統史學之價值擔當，亦遠離年夜眾的閱讀生涯。近年來淺顯歷史讀物的年夜行其道，恰是對這一史學空缺的市場彌補。但是淺顯史學與生俱來的市場化、娛樂化特質，最基礎上難以保證其學術質量與思惟品質。風行一時的歷史戲說風潮，甚至于對當今中國社會業已泛濫的價值虛無主義推波助瀾。比擬之下，《國史綱目》懷抱對國史之溫情與敬意，運用現代社會科學方式而接續傳統經史之學之經世精力，以深刻淺出之文字與曉暢了了之框架勾畫一種富于價值擔當的國史敘事。既能在學術層面對碎片化、漢學化的史學書寫構成一種無力安慰，吸引法學、政治學等社會學科認真對待中國歷史經驗，真正扎根本身文明傳統，實現理論方式之主體性構建。另一方面，就社會普及而言，亦能滿足年夜眾日益增長的高品質歷史閱讀需求。其中所流露的傳統史學載道精1對1教學力之復蘇，正與當下中國之文明復興訴求氣息相通。
三、批評與瞻望：重回經史傳統
迷惑，以就教作者與方家。起首，得益于作者豐富的社會科學知識儲備，書中提出了諸多富于原創性的政治—歷史概念，以此構成國史演進框架的骨干支撐，是為本書之一年夜亮點。私密空間不過，在若干關鍵概念內涵的刻畫及其與史實的粘合上，仍有值得進一個步驟探討之余地。這里僅舉數例。
好比“第二次立憲”，乃是作者借以描寫儒家馴化皇權、改革現實政治的一個關鍵概念，尤以董仲舒—漢武帝更化最為典範。作者指出，董仲舒指導漢武帝完成了“第二次立憲”，從而樹立了相對健全而穩定的管理架構。③但若征諸史實，不難發現這一結論其實頗值得商議。被作者歸為黃老治術表現的鹽鐵官營、均輸、告緡等軌制，事實上乃皆年夜行于武帝更化的時間節點之后。而武帝自己之好年夜喜功，“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多用苛吏與興利之臣，亦未遭到儒家憲制之強力制約。可見由董氏倡導、武帝應和的儒家更化，雖于漢家軌制確有修改，然尚缺乏以稱為徹底改革，其能否堪稱“二次立憲”（或許說，在何種意義上可稱為“立憲”），尤有進一個步驟辨析之余地。實際上，在后續章節中，作者亦承認漢代管理精力與軌制之更化實完成于昭帝時代，④其教學時已步進西漢中后期，距董氏更化足有半個世紀之遙。可見分歧于理念上的抽象歸納綜合，一旦進進具體的歷史過程，就不難看出強勢皇1對1教學權籠罩下士人以其價值理念改革現實政治的艱難。儒家士人幻想私密空間中的創制立法、定綱立憲之舉，在皇權眼中很能夠只是一種治術上的戰略變化。
在此問題上，作者傾向于采取一種以犧牲史實之精確性為代價借以獲得理論之確定性的敘事戰略。通過清楚的理論勾畫與特別的謀篇布局，奇妙地淡化處理了儒家幻想政治之“應然”與傳統現實政治之“實然”間的距離。進一個步驟說，這一經典案例所牽涉的乃是一個關鍵問題，即對儒家歷史政治效能的評價：儒家畢竟在何種水平上實現了對管理精力的改革與對皇權的規約？儒家思惟中能否包括制約皇權甚至古典憲制的因子是一個問題，歷史上儒家能否勝利制約皇權，樹立起堪稱憲政的政制形態則是另一個問題，二者彼此關聯而又不成混為一談。在作為理念的儒家古典憲制思惟與作為現實的傳統政治實踐之間，存在的不僅有前者對于后者的馴化、改革，更有后者對于前者的摧抑、壓制，其間張力不容忽視。對上述兩重面向予以完全提醒，方成一種真正的“經史互證”之學。故其中觸及的種種史實考訂雖屬細節，亦不宜輕易放過。
又如對現代性之評價。全書第三卷專辟一章討論年齡戰國年夜轉型與現代性問題，將此轉型時代表現出的世俗化、物質主義、同等主義、個體離散化等現象視為現代性在中國的發端。“先秦現代性”之說并非作者首創，⑤中國歷史上現代性時間節點的確定，相當水平上取決于對現代性內涵的界定。由于現代性本身的復雜性，截取其分歧面向，天然會對其產生分歧評價。基于古典—現代性往復循環之歷史觀，作者以感性與豪情、誠敬與放縱、配合體主義與個體主義、不受拘束與同等作為區分古典性與現代性之標準。⑥閱讀全書，不難看出此中或明或暗地貫穿著一條褒揚古典、貶抑現代的思惟線索，其中實蘊含了作者對于當下中國物質主義、利己主義等現代性弊病過度泛濫之憂思，進而呼吁重歸古典、接續文明的價值尋求。不過，對于尚處在現代轉型三峽之中的當代中國而言，對現代性抱持一種周全的懂得或許仍屬需要。現代性的興起誠然導致了傳統宗教、品德之式微甚至物質主義、個體主義之泛濫，但另一方面，現代性之突起也是一個個人主權獲得確立，個人不受拘束、個體權利遭到保證與尊敬的過程。現代性的降臨乃是一個由觀念、物質、技術等綜合原因培養的難以逆轉的歷史趨向，其弊病固不成回避，但亦只能在實踐中反思改進，不成能做完整之替換。就此而言，與其將現代性與古典性視若敵體，不如將后者視作前者之鏡鑒。借使倘使在一種是古非今的單向批評視野中過度拘執于現代性之消極面向，其流弊所至，很能夠導致對現代社會缺少一種整全懂得，甚至于形成中國社會現代轉型過程中的浪漫主義掉焦、錯位與迷掉。
于強烈的華夏中間主義傾向。作者傾向于將中華文明的演進視為一個由華夏中間向周邊輻射擴展的過程，相對而言，比較忽視華夏中間與四方邊緣之間在融合中的彼此塑造。周邊平易近族之于華夏文明的影響，在書中基礎被處理為一個“蠻夷馴服——專制化——再華夏化”的單向過程。換言之共享空間，即強調華夏文明對于周邊異族的包涵、吸納，而較少關注在長期夷夏碰撞中迸發出的重生成性原因。典範如在全書敘事框架中，盛極一時的隋唐時代并未單獨列出，而僅被視作漢晉體制之緒余，或可視為此種意見的一個集中表現。事實上，經歷五胡十六國以降近三百年劇烈平易近族碰撞融會而孕生的隋唐文明，無論就文明形態（宗教、音樂、詩歌、城市）還是軌制創設（均田、府兵、科舉、三省六部）而言，均已非秦漢舊規所能包涵。正如陳寅恪師長教師指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幹之血，注進華夏文明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年夜恢張，遂能別創絕後之世局”。⑦有唐一代雖感染胡風，不純以經學為立國最基礎，但其在華夏文明發展史上之深遠影響與岑嶺意義，實不容因彼時儒學之式微而被輕易帶過。對于異質文明海納百川般的包涵力，恰是華夏文明具有頑強性命力的內在動因。所謂文明主體性，并非一味強調華夷之辨所能完成，而需求在廣泛接收、涵容外來文明的自負中奠定。尤其在本日語境中，過于強烈的“儒家—華夏”中間主義情結一旦與激進平易近族主義結合，便有能夠折射為一種高調、虛驕的華夷之辨甚至華夏中間主義立場，此亦不成失慎。
全書自始至終體現出一種守護儒家為焦點的華夏文明傳統的 TC:9spacepos273